孙吉森  孙吉珩  孙凌云

　　祖父孙武原名葆仁，字尧钦，号梦飞，湖北夏口柏泉乡人，一八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（清光绪五年）生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逝世。祖父的祖父孙永忠（字立谋）是太平天国名将，因屡立战功，被洪秀全封有爵位太平天国衢州王，太平天国失败后被招安，清廷封为提督借补广东协台。祖父的父亲孙华亭，任清朝汉阳镇标襄河水师管带（相当现在的营长）。

　　祖父上有一姐下有一妹，他年少胸怀大志，十八岁（一八九七年）考入湖北武备学堂就读，与吴禄贞、傅慈祥结为好友。他们经常一起谈论国事，对清朝反动统治十分不满，往往仰天长叹意气激昂。第二年吴、傅二人赴日本留学，祖父本有意同行，因他年幼被母亲哭泣挽留。祖父毕业后派任湖南岳州新军教练官，因在新军中威信高，不久调任岳州武威营管带。

　　一九0 0年，吴禄贞、傅慈祥、唐才常等人回国，组织自立军谋兵起义。吴禄贞在上海曾给祖父写信，要他参加这次起义，并告知设总机关于汉口，吴禄贞任大通起义军司令，推举祖父任岳州起义军司令。本预定八月九日在汉口、大通、新堤等五处同时举事，但起义相继失败，唐才常、傅慈祥被捕遇难，祖父逃往广东，一九0三年奔母丧潜归乡里养晦年余。

　　二十世纪初，在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，湖北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很活跃，祖父则积极投身于这一革命运动中。

　　一九0四年七月革命志士胡瑛、刘静庵、吕大森、张难先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，这是湖北成立较早的反清组织，筹备革命事宜。祖父将家业交于太外公打理，积极加盟了该组织，并负责运动军队会党。同年十月，科学补习所为响应湖南黄兴领导的华兴会起义，终因长沙泄密事情失败。祖父逃往日本，后进入成城军事学校学习军事。

　　一九0五年三月，因中日签定了不平等条约，在日留学生群起反对，日本政府接受满清政府的请求，下令取缔中国留学生，激起留学生极大愤怒，他们到处集会、演说，揭露日本政府和满清政府的阴谋。为此，留学生成立了反对《取缔规则》的组织，推举胡瑛为会长，宋教仁为外交长，孙武为纠察长，秋瑾负责宣传，向日本政府力争无效，决定罢学归国。祖父回国在上海、武汉等地创办中国民信、江汉公学及师范传习所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。

　　一九0六年初，刘静庵在武昌成立秘密组织日知会，祖父加入协助刘静庵办公学和党务。同年冬季，因日知会应江西和湖南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失败，日知会的胡瑛、刘静庵、张难先等多人被捕入狱，孙武和其它十三人在追捕名单中，清廷并派兵到祖父的老家柏泉乡大力搜捕，不得遂查封了其家业。

　　由于清廷湖广总督张之洞大肆镇压革命党人，祖父秘密逃往东北寻找吴禄贞。祖父在山海关看到长城东濒大海，西枕重山，诚天然之险，于是赋七言诗一首，用所携剑镌于堞上。诗云：

　　楚客侠游万里来，

　　一关愁锁一关开。

　　长城回首今犹在，

　　敢笑秦都无将才。

　　祖父遁至辽阳吴禄贞处，当时吴禄贞在奉天气愤清廷间岛（今吉林延边）之外交失策，舆祖父联络关外马侠，不久吴禄贞奉命赴间岛查勘边务，祖父则游历了间岛、晖春、海参威、齐齐哈尔、沈阳凤凰城等地，考查了北满，徒行艰苦，几濒于危，而志不挫，发现边界情况也相当危急。一九0七年夏天，祖父获悉黄兴起兵云南，于是赴香港转道前往协助，但未到滇事已宣告失败。后经友人资助一九0七年秋，即复往日本东京与喻培伦、焦达峰等进大森军事讲习所，研究野外战术和炸弹制造。祖父是个实干家是实际行动的革命者，他在东京参加了由同盟会会员四川张柏祥、湖南焦达峰、湖北刘公等人发起组织的革命团体共进会，因为他毕业于武备学堂，又熟悉新军，所以被推举为共进会军务部长，祖父编制军制和构思了共进会军旗。

　　一九0八年十一月，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，宣统即位，朝野上下一片混乱，共进会即抓住时机派党人陆续回国，分途进行革命事宜。

　　一九0九年九月，祖父被推为共进会湖北主盟者，携带共进会章程和军旗（九角十八星旗）回到武汉。此时焦达峰也返回汉口，孙、焦协商二湖入手办法，他们积极联络会党，发展组织。先后有黄申芗、刘玉堂及邓玉麟、吴肖韩等加入共进会，并在汉口法租界“长清里九十五号”设置总机关（祖父的妹夫刘燮卿住宅）。几经努力共进会的势力逐渐壮大，在此基楚上祖父就积极准备湖北发动反清起义。但当年秋天，因党人失误为清吏冯道侦知所败，只得退居隐蔽。祖父应东京总部拟定急走广州，粤人聂荆是共进会秘密推举的广东都督，企图取岺南为根据地起义，祖父前去协助，但未到之前得知事情败露，便前往香港，并在友人洪承点主盟，冯自由、胡汉民为介绍人加入了同盟会。一九一0年五月，祖父回到武汉，重整旗鼓联络组织党人，并与各省都督约定，只要有一省发动起义其它各省响应，当年秋冬居正、杨时杰和刘仲文相机回汉加入。辛亥年一月，谭人凤奉同盟会统筹部令到湖北，，告知广州将大举起义，两湖需响应，祖父于是积极进行到另一场革命事宜中。

　　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，四月五日祖父于是和焦达峰、居正、杨时杰等众人开紧急会议商议，祖父首先说：广州起义已经失败，既然无望，自应由我们二湖首先起义，决定由武汉发动另一场革命。五月谭人凤回到汉口，谈到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影响很大，认为武昌是四面受敌难以作为！对谭人凤这种悲观论点，祖父却有不同看法。他说：武汉有兵工厂和火药武器等资源，四川铁路风朝已成全国公愤，起义是要掌握最好时机，另一方面经过多次教训湖北革命党人和军队运动比较成熟，而且共进会党人牢牢深入各兵营，加上起义后各省响应即会成功。祖父之言得到众人支持，谭人凤只好作罢而离去。

　　辛亥年，湖北的革命团体有《共进会》和《文学社》两大组织。五月间共进会会员和文学社成员在军中时有冲突，为解决争端协力对满，祖父於八月初三，约请两革命团体代表六十余人，在共进会胭脂巷十一号开联席会议。祖父在会上被公推为临时主席，决定八月十五首义动员计划，并组织最高机关统一指挥，为示合作成意，祖父提议临时总司令由蒋翊武（文学社负责人）担任，祖父自居参谋长之职，整合了革命党人的力量，为首义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　　祖父在首义后曾总结道：武汉革命火速成功之原因，实系内部组织之敏捷，运动之方法和主义之公正所致。

　　祖父本想乘北洋大演习之后，官兵将士疲惫不堪时举行起义，党人中有不少同志主张急进，因此决定十月中下旬发难起事。祖父在宝善里共进会机关，一面积极组织领导，一面日以继夜赶制炸弹，以备起义时使用。没有想到十月九日祖父在制造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，自己头手受伤被同志送往医院，而总机关暴露目标被俄租界警方搜去大量资料。同志急问应何处理？祖父感到大多党人处在危险之中，不提前起义暴露的同志都会被捕，于是决定十日起义。因戒严和隔江命令难以传达到彼岸，十日早晨得知三位党人就义，同志们感到非常激愤，祖父认为不能再拖，否则牺牲更大，后果不堪想象。于是祖父孙武下达命令：一.夜间城外举火为号，二.工程营首先发难占领楚望台军械库，三.混成协工辎各营自通湘门入，各队在楚望台前集合会攻都督署，四.炮协自中和门入，架炮蛇山炮击都督署及其它要地。由各同志分速传达命令。

　　当天晚上众党人进行了震撼历史的起义，都督府遭到严重炮弹轰击，瑞瀓被杀，张彪逃逸，武昌终于光复，湖北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国军政府。

　　起义后众党人曾推举祖父孙武为首，但因其负伤过重难以胜任，，祖父建议由黎元洪出任都督，于是众人采纳公推了黎元洪，同时仍举祖父孙武为军务部长，但因伤待养祖父只好暂推辞。经过多日养伤祖父到部内视事时，发现这段期间满军反攻占据了刘家庙，祖父本来计划武汉得手后，即分兵把守武胜关和田家镇，没有想到养伤期间群龙无首，导至满军反攻阳夏相继沦陷，满军收回了汉阳之后置大炮于大别山炮轰武昌，都督府被毁职员和军民惊慌四散，武昌再度陷入混乱。此时祖父则勇敢的出来负责，躬巡各地四处安抚民心，费尽半身心力。

　　期间清廷已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，袁玩弄两面手法，用武力占领武汉三镇，后又向革命军提出和谈。袁通过英国大使朱而典授意英驻汉领事，向革命军建议停战三日。因黎元洪逃逸不知去向，祖父孙武就代表军政府与英领事谈判，同意停战三日的建议，并通令革命军停战。通过三天的停战，革命军获得休整和保存实力的机会以东山再起之势。三日停战期满又继续停战，十二月十八日便开始南北议和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祖父从二十世纪初开始，便立志推翻清朝廷帝制。他弃家荡产，东奔西走，漂洋过海，以社会为家，以革命为业，冲锋陷阵，不屈不挠，坚持革命斗争。湖北的革命党人说：“孙武做事有毅力，有决心，有勇气，险阻艰难，在所不计”。他在湖北宣传革命、组织革命力量、领导武昌起义和保卫武昌等方面，显示了英雄本色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孙中山先生曾说：“武昌军务部长孙武，奔走光复之事累年，此次武昌起义，厥功甚着”。这是对祖父最中肯最公正的评价。

　　武昌首义后，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通过了《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》。规定都督府之下只设军务、军令、参谋和政事四个部，其中只有军务部长孙武是革命党人。政事部下设七个局，没有一位局长是革命党人。这些安排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，而中部同盟会“海归”居正诡称条例是孙中山在海外预定的（事后得知是汤化龙约黄中恺起草的），于是获得了通过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（孙中山在海外）黄兴受命组阁，但湖北革命党人连政府副职都没有，祖父对南京临时政府极度不满，特别是黄兴担任的军务部长，祖父认为“黄兴不会带兵打仗”！汉阳失守就是黄兴指挥不当所致。因为黄兴进而要放弃武昌，遭到许多革名党人的反对和指责。张振武当众拿枪要以汉奸之名杀黄兴，虽遭祖父阻止，黄兴还是感到受辱，南京临时政府组建，湖北革命党人未受重用，我们认为与此不无关系。早在共进会和文学社成立起义临时总指挥部之前，二湖党人之间就帮派林立，由于祖父的谦让才使党人的力量得以整合。武昌首义后同志间拥护孙武和反对孙武者相互对立，更有者早就想取而代之，反对者在军中刻意引起暴动并要捉拿孙武，这也就是所谓“群英会的二次革命”。为此，祖父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三日在民立报上发表了《孙武宣言书》，表达自己对“二次革命”的看法。孙中山先生对暴动的组织者给以严厉的批评，他在给黎元洪的电报中说：“闻军界同志与军务部长起冲突，经副总统令孙武辞职，而论者依然不靖，且有购拿之说。按前武昌军务部长孙武，奔走光复之事累年，此次武昌起义，厥功甚著。纵使行事用人或有偏颇，而解职以去，用避贤路，副总统可谓持之平允矣。至谓孙武有何罪状，则当由副总统正式宣布，岂容蜚语四出，极其所之，致使望门投止，迹类逋逃，窃以为甚非所以待有功者之道。敬请副总统为各界告诫，无伤同类，勿害功能，天下幸甚”。（《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9日》）

　　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先生于辞临时大总统，四月九日到汉口慰勉辛亥武昌首义同志，由祖父恭迎接待在广东会馆主持欢宴，旋护送过江见黎元洪副总统欢宴，并代表胡北各界致词欢迎。十一日为恭迎孙中山先生莅汉，再次主持36团体联合欢迎大会，十二日恭送离去。由此均可见祖父对孙中山先生的尊崇，湖北人对祖父孙武之推崇。

　　一九一二年三月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，八月十一日祖父被国民政府委以总统府高等顾问，授于陆军中将加上将衔。一九一三年又封为义威大将军，委以参政院参政。一九一四年七月前往欧州英、德、法等国考察工业和军政，因暴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同年冬季回国。

　　一九一六年元旦，袁世凯登基作了洪宪皇帝，这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。祖父也起来反袁，他致书段褀瑞，要袁世凯下台以救中国危亡。书中说：“近察舆情，远度国事，觉水深火热，实臻极点，不速解决，危亡立见。解决之法何在？……曰项城引退而”。书中还指出，如袁世凯只取消帝制，保留总统职位，“托名和议，阴图准备，欲举全国之生命财产为彼孤注之一掷”，必然会祸国殃民。以上可以看出祖父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，也反对袁世凯保留总统的职位。

　　袁世凯死了段褀瑞当了国务总理，军阀连年混战有增无减，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祖父见事非当日，好汉已无当年勇，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。北伐时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军，派人到武汉筹款，祖父变卖了地产，将钱交于来人，支持了北伐军。

　　祖父从一九一三年任参政院参政，一直住在北平东华门大街的将军府，但倘佯在京津沪汉间，一九二二年曾任汉口地亩清查督办，一九二六年夏又任湖北地亩清查督办，北伐军到武汉该机构被自行解散。祖父意兴萧索，作方外游，受比丘戒，先移居上海，后转居北京。

　　三十年代，祖父在家书写了两卷共五十五篇政治建议文章，表露出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、经济的关切和不满。一九三六年迁到史家胡同22号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殷汝耕在通州拚凑“防共自治政府”，企图拉祖父下水，但遭到严正拒绝和坚决反对。祖父与吴佩孚关系至深，抗战时期日寇侵入北京，他们彼此互相勉励，均以不附日寇为志，故日寇当时在北京对祖父和吴佩孚的威逼利诱，均不为动，祖父虽然多次东渡，但从未对扶桑有所好感，他对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极度愤慨。日本侵略者目的没有达到，他们恼羞成怒将祖父软禁家中，使祖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拈花寺（原名千佛寺，在旧鼓楼大街大石桥。）去世，终年60岁。

　　一九四一年元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孙武与刘公：

　　曰先烈刘公、孙武，早岁著籍同盟，效忠革命，奔走联络，备历艰险。辛亥武昌首义，共谋发难，得力尤多。嗣或赞翊护法，积劳成疾，或息影沪汉，忧国弥殷，先后赉志以殁，追怀往绩，良深轸悼，应予明令褒扬，以阐幽潜，而昭矜式。

　　此  令

　　众人认为祖父具有雄才大略，凡是革命事业无不积极参舆，辛亥革命更是功绩卓著备极勋劳，但自从同志间发生抵牾事件后，能够压抑自己的一番事业心，销声匿迹二十多年，其意气之平为国为民者之心可以明见，身后受到褒扬肯定不朽功绩实至名归。

　　解放后，受董必武和李先念同志的关心，祖父的灵柩移葬于北京革命公墓。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“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念大会”，我们的三姑孙筥芹应邀参加。在中央统战部的关怀和同意下，经三姑的努力将祖父的遗骨迁回武汉（祖母李云卿的遗骨同时迁回），一九八三年八月，经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关部门的批准，安葬于武昌伏虎山辛亥革命烈士公墓。